11月12日，在浙江绍兴召开了一场会议，规格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中央政法委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中央政法委委员最高检检察长张军，有四位副国级领导出席。

此外，出席的中央政法委委员还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宋丹、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以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各地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厅（局）长、司法厅（局）长等。

一次会议，集中了如此多政法系统主要负责人，究竟为何？正是为了一条在政法战线堪称旗帜的“枫桥经验”。

55年前，绍兴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亲自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013年10月，习近平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这条经验有何独特魅力？最近很受网络关注的这个单位——“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就是该经验孵化的最新成果。今天小组为组员梳理，“枫桥经验”是如何创新发展的。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2003年11月，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联合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习近平代表浙江省委，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在维护浙江社会稳定中显示更强的生命力。

2004年5月，习近平在绍兴市调研时指出，“‘枫桥经验＇虽然诞生在农村，但其强化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不仅适用于社会治安工作，而且也完全适用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其他各项工作。”

2004年5月，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强调要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始终，使平安建设各项工作基础更扎实、成效更明显。

同年6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习近平代表浙江省委的讲话中指出，平安浙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总结、推广、创新“枫桥经验”。

2006年4月，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其中就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进行专门部署。

习近平还亲自挖掘推广“后陈经验”、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等基层治理特色做法，正是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之下，“枫桥经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舞台，在地域覆盖、功能拓展、内涵丰富等方面得到了全面提升。开创领导干部下访制度

到浙江一年多，习近平就跑遍全省90个县（市、区），这源于习近平坚持的“调研开局、调研开路”，他强调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要求领导干部要练好群众工作这项基本功，“办法就在群众中”。

2003年，习近平主动提出将距杭州300公里以外的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作为自己的基层联系点。4月24日，习近平第一次到下姜，一路上换了3种交通工具，先花近6个小时从杭州坐车到县城，又坐快艇三四十分钟到薛家源村码头，再换汽车一路颠簸约20分钟进下姜村。

到了村里，习近平顾不上休息，一挥手说：“走，到村里转转。”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4次来到下姜村。看到村里谁家的屋门开着，习近平就会拐进去看看，村里大部分农户家他都去过，每次进了村民家，都会问问大家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

2003年9月8日，《浦江报》头版一则公告引起不小“轰动”：9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参加浦江县领导信访接待日下访接待。

9月18日上午，习近平准时接访。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与来访群众逐个商讨问题，讲道理、说政策，他同群众说：“今天我们是来诚心诚意听取意见的，对你们的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希望这次接访后，大家能进一步加强沟通，达成共识。”

据统计，当天，习近平率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金华市、浦江县党政主要领导，一共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交办落实责任制的324件，定性处理的21件。

在下访中，习近平一再告诫当地干部，信访工作就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关键还在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领导下访接待群众这项工作，贵在经常下去，长期坚持，必须靠健全的制度来保障。”

以2003年习近平下访浦江为契机，15年来，浙江创新方法手段